《长安秘闻》以唐朝为背景，将皇太子李星河微服出行的设定与女仵作张小萌、大理寺司直楚七的探案组合巧妙结合，在单元剧框架下展开生死蛊奇案、红衣杀人案等诡谲事件。影片通过“狐妖密室杀人”等尘封悬案的嵌套叙事，试图以民俗悬疑撬动观众对盛唐暗涌的想象，但实际观感却暴露出创作层面的割裂性。

角色塑造方面，李星河的“微服”身份本可成为权力与民间碰撞的戏剧支点，但其探案行为更像功能性工具人，缺乏深层性格刻画；张小萌作为女仵作的专业属性被弱化，验尸细节草草带过，反显刻意。倒是楚七在红衣案中的情感挣扎稍具层次，成为少数能引发共情的角色。这种主角团的工具化处理，使得本应紧张的破案过程沦为套路堆砌。

叙事结构上，影片采用单元案件串联主线的模式，中式恐怖元素的运用颇具野心：生死蛊案借蛊虫营造生理不适感，红衣案以婚嫁习俗嫁接怨灵传说，视觉冲击强烈。然而多个案件间的逻辑衔接生硬，如狐妖密室案的突然出现既无前因铺垫，亦未影响结局走向，更像是为制造噱头而存在的独立片段。所谓“反转”也因缺乏合理伏笔，显得突兀且廉价。

主题表达层面，影片试图探讨权力腐败与人性异化，例如红衣案中官员为掩盖丑闻制造冤案，生死蛊案里百姓因愚昧沦为加害者。但这些深刻命题尚未展开便被下一个猎奇案件打断，最终仅停留在“邪不压正”的浅层说教。当镜头反复对准阴森密道与残破符咒时，真正属于长安的烟火气与时代肌理反而被稀释殆尽。

总体而言，《长安秘闻》像是一幅精心绘制却缺少灵魂的唐风画卷——它捕捉到了悬疑类型与民俗元素碰撞的可能性，却在剧本完成度与思想深度上止步于及格线边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