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欢城》作为一部短剧，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紧凑的剧情编排，展现了人性在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。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“欢乐城”，通过美国医生麦克斯与当地黄包车夫哈撒里的命运交织，勾勒出一幅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社会图景。导演以写实风格捕捉了贫民窟的肮脏与混乱，桥洞下的居所、拥挤的街道、挣扎求生的居民，这些细节不仅强化了环境的压迫感，也为角色的转变提供了具象化的土壤。

帕特里克·斯威兹饰演的麦克斯颠覆了传统英雄形象。他因手术失败陷入自我放逐，初到印度时带着傲慢与冷漠，甚至对救助他的哈撒里也抱有偏见。这一角色的复杂性通过演员细腻的肢体语言得以呈现：颤抖的双手暴露内心的愧疚，逐渐柔和的眼神则暗示着良知的复苏。当他最终联合居民对抗车行继承人阿什卡时，观众看到的并非廉价的救赎，而是一个破碎灵魂在底层苦难中重新找到存在意义的历程。

叙事结构上，影片采用双线并进的模式。麦克斯的个人救赎与哈撒里的抗争相互嵌套，前者推动后者从被动忍受转向主动反抗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精神锚点。这种设计避免了说教式的拯救叙事，反而通过文化碰撞揭示更普世的生存命题——当个体命运与系统性压迫相遇，选择妥协还是反抗成为永恒的追问。

主题表达层面，《欢城》展现出难得的批判深度。它拒绝将东方社会描绘成等待西方拯救的空白画布，而是通过哈撒里夫妇的矛盾（妻子对殖民文化的向往与丈夫的本土认同）撕开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撕裂。尽管有批评认为影片暗含文化霸权倾向，但正是这种争议性让作品超越普通伦理剧的范畴，成为一面映照全球化时代身份焦虑的棱镜。